儒家的巫师传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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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祭典的主导者是周公，史官册祝之，只是奉命行事，没有决定权，事奉鬼神的主体是周公。和商汤主导的祭典比较可以看见一些同异之处。

一、商汤是求雨，而周公是求治兄之疾。

二、商汤祈求的对象是上帝鬼神，周公求的是祖神。对天命和帝廷保持敬畏顺从的心。

三、商汤自己祷；周公却把自己的旨意由史官册而祝祷之。

四、商汤愿意以天子之身而成为牺牲；周公愿以诸侯之身而成为牺牲。

五、商汤把万方之罪，承担在己身；周公则赞美自己的优点，而愿代兄事鬼神。

六、商汤对上帝鬼神以取悦为主，不敢威胁，周公则对祖神以璧珪贿赂之，若不从己愿则以撤回璧与珪为威胁。

若说商汤是群巫之长以主持祭典，那周公的角色既有巫师主祭的功能，又有支配巫史的权力，而且敢于和祖神讨价还价，似乎带有役使鬼神的企图心。而且周公自认「能事鬼神」，则周公和巫师的职能，应当是相当密切无疑。但是周公仍必须透过史的册祝，才能和鬼神沟通。

周公令史官读罢册文之后，于是占卜了三个龟版，通通是吉利的。再打开柜子，核对占兆之书，也都是吉利的。周公说：

体，王其罔害；于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于是周公就回去了，`把祷告的册文藏到用金属绳捆绑的柜子中。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51

上文提到周公请史官册而祝之，史和巫、祝、卜，在殷商和西周在职能上往往互通。

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举出了商殷的史官类官职有尹、多尹、（其中有师之尹和册命之尹）、乍（作）册、卜、多卜、工、多工、北史、卿史等。其中尹与作册是主持册命的官员，卜为占卜人员，工是百工或乐工。陈梦家说到：「史、卿史、御史似皆主祭祀之事。」52，因此在西周及春秋时代的典籍中，可以看到许多的史祝、史巫及史官占卜的事例。陈来认为：「这表明，史官最早是神职性职官，后来在王朝一级分化为祝、宗、卜、史，但在诸侯国，史往往承担多种神职53。

王国维对于史的根源，有过研究，他引用《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认为「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事，以手持簿书也」。又引《金滕》「史乃册命」、《洛诰》「王命作册」、《顾命》「太史秉书」、《周礼》「太史掌建邦之六典」，认为史字所从之中，其义取诸持册、皆掌书之官54。

这是周代制度化之后的史，在殷周之际，史和巫、祝都是指事神，主持祭祀祝祷者。

陈梦家则认为：「祝即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他还指出：「卜辞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因此他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故巫为统治者的最早形态55。

史在周代官制的职能，根据张亚初、刘雨合着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指出史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说依周代金文如「番生■」，「毛公鼎」的铭文，协助周王处理日常政务事项的有两个机构，即「卿事寮」和「太史寮」，或称之为「两寮执政」，其中太史寮主要是由太史及其僚属组成，太史为史官之长，同时也包括大祝、大卜等职。此外「宰」的下属也有史，诸侯亦有史。而且太史之太史寮的名称已见于殷墟卜辞，而西周的太史是兼管神职和人事的职官，也就是说一方面掌管国家的典章文书，一方面管理祭祀、天象、历法56。

在文献上祝、宗、卜、史的例子有许多，兹举数例：

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57

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左传·昭公十八年，郑》）58

以上是祝史主祭典以通鬼神。

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礼记·曾子问》）59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60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国语·卷七·晋语一》）61

以上是祝史用来卜筮或占之。

昭子斋于其寝，使祝宗祈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鲁》）62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左传襄公十四年·卫》）63

以上是祝宗二字合用，功能以「祈」为主。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左传·庄公三十二年》）64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沉、台骀为祟」，史莫之知。（《左传·昭公元年》）65

以上是祝、史、卜、巫，他们的功能相近的例子。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66（《论语·为政》）；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7」（《论语·八佾》），究其实，孔子是以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明其因革损益而从周。周公是他愿效法的典型人物，周公自谓能事鬼神，且为祭典之主控者，具有巫师之能力而超越之。周之太史老彭，又是孔子愿意用以自况的典型官员，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68《论语·述而》而祝史，史巫之职能本就相通。孔子一生功业之颠峰在于所谓「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贬天子，退诸侯，口诛笔伐；而作春秋本是史官之职责，并非私人可以任意为之，因此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9然而孔子毅然决然的背负史官之重责大任以作春秋，而史官之源远流长的史、巫、卜、祝的精神，也必然影响其内在心灵的深层结构。

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70（《论语·为政》），《史记》记载孔子晚年以学易，韦编三绝71，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72（《论语·述而》），又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73（《周易·系辞下传》），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周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继之，而孔子传之，巫史者卜筮之道统在孔子的身上，是无庸置疑的。因此后代儒者必传六经，无论如何理性化之儒者必习易经，则巫史三代相承之精神，儒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必然要背负之，这就是儒家的巫师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