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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结束，”罗宾说，一边把围巾缠在脖子上，准备离开，“我们会证明不是她干的。”
以前有一次，在斯特莱克对自己的信心陷入低谷时，罗宾也用了复数代词“我们”。斯特莱克感谢这份道义支持，可是一种无能的感觉在干扰他的思绪。斯特莱克讨厌在案子周围徘徊，被迫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寻找线索、提示和情报。
那天夜里，他看奎因档案看到很晚，反复研究自己的调查记录，再次端详从手机里打印出的照片。欧文·奎因支离破碎的尸体似乎在寂静中向他发出信号，无声地呼吁公正和怜悯。有时，被害者身上带有凶手的信息，如同硬塞在僵死的手中的记号。斯特莱克久久地盯着被烧焦和剖开的胸腔、紧紧缠住手腕和脚踝的绳索，和像火鸡一样被捆绑和掏空的身躯，可是他不管怎么使劲看，除了已经知道的，再也没法从照片上发现别的。最后，他关上所有的灯，上楼睡觉去了。
星期四上午，要到客户黑美人那些贵得离谱的离婚律师事务所去，在林肯菲尔兹，这令他暂时松了口气，内心喜忧参半。斯特莱克巴不得在无法调查奎因谋杀案时有点事情做做，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是被骗过来参加面谈的。那个轻佻的弃妇对他说，她的律师想听斯特莱克亲口说说怎么收集到了她丈夫不忠的大量证据。在能坐下十二个人的锃亮的红木桌旁，斯特莱克坐在她身边，她不停地提到“科莫兰终于弄清”和“科莫兰亲眼看见的，对吗？”偶尔还碰碰他的手腕。斯特莱克看到那位温文尔雅的律师几乎毫不掩饰的不耐烦，推断让自己出席并不是律师的主意。不过，律师似乎无意加快办事进程，考虑到每小时五百多镑的收费，这也可以理解。
斯特莱克去上厕所时，查看一下手机，在缩略图上看到利奥诺拉被带进又带出格林伍德刑事法院的照片。她受到指控，被警车押走了。媒体摄影师到了不少，但没有公众人士疾呼偿还血债。大家并不认为她杀害了一个公众非常关心的人物。他刚要重回会议室，罗宾发来一条短信：
可安排你进去看利奥诺拉，今晚六点如何？
太好了。他回复短信。
“我本来以为，”他刚一坐下，他那轻佻的客户就说，“科莫兰往证人席上一站就很有威慑力。”
斯特莱克已经给律师看了他一丝不苟编辑的笔记和照片，它们详细记录了贝内特先生的每一次地下交易，包括他想出售公寓，私藏那串祖母绿项链。斯特莱克的记录做得这么详尽，两个男人都认为他没必要亲自出庭，这使贝内特夫人大失所望。实际上，律师看到贝内特夫人这么依赖侦探，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怨恨。他无疑希望这位富有的弃妇的轻轻爱抚和卖弄风情，最好是冲着穿定制的细条纹西服、头发斑白的他去的，而不是这个看上去像职业拳击手的瘸男人。
离开了那个空气稀薄的环境，斯特莱克松了口气，乘地铁返回办公室，很高兴在自己房间里脱掉西装。想到很快就能摆脱这个案子，拿到数额不菲的支票，他就满心欢喜，当初他就是为了支票才接下案子的。现在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哈洛威那个瘦弱的、头发花白的五十岁女人身上了，在他路上买的那份《标准晚报》第二版上，利奥诺拉被吹捧为“性情胆怯的作家妻子，实为剁肉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