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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前挖田颂尧的墙角,刘文辉还犹抱琵琶,羞羞答答的话,这一回则是堂而皇之,不仅派部队前去掩护,还给归顺将领加官赠银。
田颂尧忍无可忍,仗着已跟刘湘建立了秘密联盟,便急召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回川指挥,预备与刘文辉一战。
1932年10月,田颂尧调集约三十个团的兵力于成都等地,在城内街巷遍筑工事,他还与刘湘制定了密约,双方预定一个从成都,一个从川东,同时向刘文辉发起进攻。
田颂尧虽然摆出与刘文辉势不两立的架势,却并未做好拼死一战的决心和准备。他部下的那些将领,除孙震外,也大多对战事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田颂尧欲战不战,刘湘便率先启动,以联军总指挥的名义,组织各方诸侯环攻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洲(“杨李罗”)作为联军旗下的急先锋,已率先火力全开。
刘文辉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主要的敌人还是刘湘,若与刘湘一对一鏖战,并不一定落于下风,但如果田、刘联手,对付起来就要困难许多。趁与田颂尧还未完全决裂,刘文辉急忙派部下前去疏通,甚至通过送钱的办法,让田颂尧的弟弟去向自己的哥哥进行劝说。
未料田颂尧傻归傻,脾气很倔,不管谁说到与刘文辉和解的事,都是一盆冷水浇过去,没有一点可通融的余地。当然他也没有马上向刘文辉宣战,冬瓜的脑子实在过于简单,他以为吓唬一下刘文辉就行了,或者纵使开战,也只需在成都“虚轰一阵”,即可迫使刘文辉让步,以泄心头之愤。
醒一醒啊大哥,你的对手可是川版曹操!
刘文辉行事用兵,向来雷厉风行,没有一点拖沓犹豫。在看清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后,他立即将重兵调集到成都近郊。
1932年11月14日,刘文辉率先采取主动,揭开“刘田成都巷战”(又叫省门之战)的序幕,田颂尧仓促应战,反而处于完全被动的态势。
此战争夺的焦点为成都皇城内的煤山。那里本非高地,只是堆集煤渣而成,高不过二丈,也就六米多。但因为它处于两军交战的中间地段,无论谁占领,都可就地建立迫击炮阵地,从而威胁对方军部,所以大家均拼死争夺。
刘文辉先攻下煤山,田颂尧急调师长王铭章反攻。王铭章把敢死队组织起来,敢死队员将纸钱烧成的灰糊于脸上或胸膛,以已死恶鬼的面目发起冲锋,才再次将煤山夺回。
刘文辉见状,也组织敢死队,田颂尧最终还是失去了煤山。
丢了煤山,田颂尧脸色大变,决定由孙震亲临前线指挥。在田颂尧的一众部将中,孙震素有善战之名,主战也最力,他到前线后下令守军依托城内的民房实行抵抗。
刘文辉的军队在技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们在大板车前面安上钢板,配备机关枪,作为土造“坦克”,向防守阵地发起进攻,守军见“坦克”刀枪不入,顿时就傻了眼,好在很快又发现“坦克”没有顶盖,于是居高临下,从民房上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俯瞰打击,这才击退“坦克”进攻。
击退也只限于一角,刘文辉在城内完成三面合围,将田颂尧困于西北一隅,守军粮弹两缺,情况十分不妙。
本来只想吓一吓刘幺爸,一个不留神,反把自己给整憋屈了。田颂尧沮丧万分,与胞弟抱头痛哭:“不料我的事业就这样完蛋了。”
一旁的孙震尚不肯服输,说“决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但也只是死鸭子嘴硬,已经拿不出反败为胜的任何有效办法。
刘文辉胜券在握,遂向田颂尧发出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投降,部队则接受改编。田颂尧已同意交出部队,倒是他的部属认为刘文辉欺人太甚,说宁肯“开红山”(即放火)也要冲开一条血路,而决不“俯首就降,任人宰割”。
田颂尧的部队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刘文辉就觉得有些麻烦,而且这时他得知刘湘正取得节节胜利,并已直奔成都而来。刘文辉起初敢于置联军于不顾,单独打击田颂尧,缘于联军开局的极度不给力。
“杨李罗”与刘文辉开战后,都仅止于小战,且稍一接触,便告败退。即便在刘文辉调主力而去后,他的前线部队应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优哉游哉,将领们甚至可以一边作战、一边下棋。
刘湘担心“杨李罗”是想保存实力,不愿拼命作战,所以专门召集联军会议,在会上说:“大家要认真打仗,才能早得胜利,我会尽到我的力量,不过以后不要说我的防地占多了呀。”
其实“杨李罗”也不是不想拼出全力,尤其李家钰和罗泽洲,都是在刘文辉手里栽过大跟斗的,恨刘文辉恨到入骨的程度,关键还是他们早已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