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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李家钰、罗泽洲等人，最初也都是邓锡侯的下级，随着事业越做越大，羽翼丰满，邓锡侯或觉得已无法驾驭，或难以养活，都一一采取了放飞的方式。
“刀打豆腐光两面”，邓猴子在保定系里面的人缘不是很好，是非常非常好。刘文辉手下的保定系将领都反对将矛头指向邓锡侯，理由是，在成都巷战中由于主动向田颂尧开战，已经导致保定系出现分裂，若再跟邓锡侯成为冤家对头，保定系必将分崩离析，以后将很难斗得过速成系。
“家里的事家里解决。我们保定系内部不能再互相残杀，这个仗不能打。邓锡侯有不对之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如何解决呢，部将们说，一定是有“奸人”在邓锡侯耳边吹了什么邪风，邓锡侯受了蛊惑，现在只需让邓锡侯开除“奸人”，事情就可以扯平了。
刘文辉哼了一声，也不置可否，便打马率部回师成都。
内部阻力这么大，刘文辉审时度势，饶过邓锡侯不是没有可能，偏偏邓锡侯做贼心虚，他本以为二刘还会抵死硬拼，没料到战事会如此快就结束，自己首先就有些怕了，便唆使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三部出面，把城门一关，不放刘文辉的部队进城。
刘文辉大为恼怒，说：“我身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却不能进入省城，真是岂有此理。”
四家见刘文辉发了火，经过紧急协商，这才同意刘文辉入城。
胸中一口恶气尚未消除，又意外地遭遇入城之辱，再联想到荣威大战功败垂成，再难挽回，刘文辉对邓锡侯恨到极点，遂下定了除掉邓锡侯的决心。
刘文辉除邓，还来自于他的一个现实需要。在前期的二刘之战中，由于刘湘夺走了包括自贡在内的大片地盘，导致刘文辉防区缩小，收入大减，而军队仍然庞大，一时僧多粥少，军费开支变得极端困难。
要解决这个困难，继续扩充防区是最好的办法，邓锡侯的防区尽属膏腴之地，不正好拿来“进补”吗？
1933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即召集军事会议，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保定系将领仍然不赞成对邓锡侯动武。他们认为，邓锡侯虽为人狡猾，但对维系保定系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邓锡侯在川军中的关系网复杂，如果对邓锡侯发起攻击，不唯多树一敌，而且可能遭致诸侯们的群起围攻，太危险了。
刘文辉有一个师长，名叫冷寅东，乃保定系的中坚分子。他仗着自己与刘文辉有同学同乡兼拜把兄弟的关系，私下进言，说要解决给养困难，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要打，比如劝邓锡侯让出几县防地，再不行，还能缩减部队，减少开支。为此，他本人甚至愿意自动离职。
刘文辉越听越来气。我说邓猴子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打掩护，你们吃的究竟是邓家的饭，还是我刘家的饭？
怒不可遏之余，刘文辉当场撂下狠话：“这次打邓晋康（晋康是邓锡侯的字），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将领们的力保，反而使得刘文辉除邓之心更加迫切，因为他无意中发现，邓锡侯在保定系里面竟如此得人心，不除掉能行吗？
保定系不支持，亲信嫡系支持，比如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这些人大多是少壮派，加之行伍出身、资历浅、学历低，全都得跟着刘文辉才能“鸡犬升天”，自然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刘文辉撇开保定将领，召集直属旅团长单独开会，众人一致主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自1933年4月起，刘文辉将部队大量调动到成都附近，开打的架势已经十分明显，邓锡侯这才察觉大事不妙。
猴子起初没想到刘文辉会打他，还以为已经风平浪静，至多推出个把“奸人”来顶杠就完了呢。
归根结底，两人的性格相差实在太大。按照邓锡侯的哲学，所谓“背信弃义”，不过是他适当运用了一点生活中的小智慧而已。朋友嘛，本来就是既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也可以捅你两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你不是也挖过我的墙角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何必扭扭捏捏。
在邓锡侯眼中，刘文辉是超级强人。一个超级强人，情感世界怎么会如此脆弱？
邓锡侯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理解的是，刘文辉的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
虽然二刘所签和约上，曾注明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但那说的还是半年前的事，半年过去，时过境迁，刘湘已不可能再搅进来，邓锡侯只能自己挺着脖子挨刀。
再看看实力对比，邓锡侯一共才拥兵四万，刘文辉却有一百多个团，十二万人，且能征善战，这笔账算得猴子浑身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