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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街。
这个地方会让人忘记，我们其实离海很近。中餐馆就像是一片拥挤的麦田，营业时间热气腾腾的喧嚣就是麦浪来临的时候。“明白了，您选的是3号套餐，喝大麦茶。请您稍等。”我对客人微微欠身，殷勤地笑着，转身去后厨房的时候，那笑容还不自觉地生长在脸颊上。世界很大，讲中文的人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可是无论如何，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唐人街，你都找得到那种——由华人们心照不宣的冷漠和坚韧组成，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生命力。
“你的电话。”同事小超把油腻腻的听筒塞给我。
“谢谢，五号桌再要一瓶啤酒，你带出去吧，青岛，别拿错了。”电话那边传来的是非常熟悉的声音，冯叔叔。
他在一间茶室里等我下班。他曾和父亲同一年来到这里，后来父亲选择了回家，可是他没有。每次和他吃饭的时候，他拿起筷子那一瞬间的神情分明就是个日本人。不过只要他开口说话，就还是那个江湖气十足的冯叔叔。
“不是刚考上国立大学么？怎么又要回去了？”他问我。
“我爸病了，肝硬化。”我说。
冯叔叔沉默了一下。和他聊天就是这点好，他永远不会大惊小怪地让夸张的表情在自己脸上作祟。
“那你回去，有什么用？”他静静地问。
“他得做肝移植。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配上。要是能，就给他。”这家的红豆饼一如既往地美味。
“你是说，给他你的肝？”
“是。不是所有，一部分就够了。就能救活他。但是得看配型，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这样啊。”他轻声地，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日文，然后突然清醒过来，对我笑笑，换了中文，口气同样简短，“是该回去。”
“可是学业怎么办？”不知为什么，他问我这个的时候，我脑子突然想到了别的事情。中文在这种时候有种单刀直入，不惧怕任何窘境的锐气，不似日语那般缠绵——若是冯叔叔换了日文问这句话，怕是在问题开始之前一定要加上几个委婉的开场词，像是戏开场之前的铃声一样，小心提示着对面的人，“尴尬的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来了”。
“只好先休一年，明年再说了。”我失神地笑笑，“不过这样也好，明年开学之前，还有点时间，能打工攒出一点钱来。”
“还是不用你爸爸的钱？”他含笑看着我，却善解人意地不等我回答。
“你爸爸是个很妙的人。”他叹了口气，“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起替高利贷公司做数据库，他们的人只要一打开电脑，就知道今天该去哪家逼债了……我们收费比日本人便宜得多，就这么简单。后来，有另外几个中国人想抢我们的饭碗，你爸爸随手操了一把餐馆杀鳗鱼的刀就去找他们了，我一直都怀疑那道疤是他自己划的，这毕竟不是在自己家——我不信他有胆量真的在别人的地盘上闹出什么事情来，估计是他为了耍狠，当着人家的面死命划自己一刀，见了红，那几个抢生意的人就没底气了。”
我们道别了之后，在我转身的瞬间，冯叔叔突然叫住了我：“回去给你爸带好。吉人自有天相，我现在老了，我信这个，你别笑我。”
冯叔叔每次约我的茶屋，离“外国人墓地”，非常近。那是我在横滨最中意的地方。
餐馆中午的那班三点放工，晚餐的那班六点上工，中间的三个小时，我喜欢到外国人墓地里面，坐着。一排又一排的墓碑，记录的都是些孤魂野鬼，你有时候就会产生错觉，以为大理石的坚硬的森林会在遥远的海浪的蛊惑下，响起来阵阵林涛的声音。这里埋着的，都是外国人。从1854年，第一个死在这里的美国水兵开始。
他死的时候24岁，和我同岁。一艘叫“密西西比号”的舰艇曾经载过他垂危的躯体和另外一群年轻美好的小伙子们。他的长官要求把他葬在一个能看得见大海的地方。他的坟孤单了一阵子，才陆续迎来了其他客死横滨的灵魂，其他跟他一样，还没学会日语就死去的灵魂。他们这些始终说不惯日语的魂灵，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了一起，第一个在日本铺设铁路的工程师，第一个啤酒厂的老板，女子学校的校长……不远处的浪涛那么温柔，浪涛讲的不是日语，他们都能听懂的。
他叫罗伯特·威廉姆斯，我是说，那个从1854年到今天一直都是24岁的水兵。罗伯特·威廉姆斯。是个像颗沙粒一样，扔在人堆里就会消失的名字。
我上一次看到父亲，是四年前。没错的，就是那个我被大学劝退，然后被他撞到敏感镜头的冬天。我想，其实他比我更觉得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