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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什科夫同志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彼什科夫同志当时在圣彼得堡,亲身感受到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目睹了沙皇『政府』***运动的残暴罪行。他为了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揭『露』沙皇反动『政府』,抨击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恶嘴脸,于是就写下了《海燕》这篇散文诗。乌里扬诺夫同志赞扬它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象征大智大勇的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了革命风暴的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非常欣赏彼什科夫同志的才华,彼什科夫同志的寓所在莫斯科市腹心,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有警卫保护。他的别墅周围,有他喜爱的各种花卉,他吸的香烟专门从埃及定购,只要他需要阅读,任何国家的出版物都会为他弄到。彼什科夫同志还拥有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专用列车车厢,作为革命的‘海燕’和‘旗手’,他获得了几乎可以与革命导师列宁并肩的地位,无数的城市、广场、街道、工厂、公园、剧院甚至劳改集中营,都以彼什科夫同志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彼什科夫同志是我们苏联当之无愧的巨匠!”
安毅没有接过话头,而是道:“由于处于战争期间,孩子的父母都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我们南华的各级学校包括私利贵族学校都没有放假,而寄宿学校要对孩子国内的父母负责,更不会放假了。为了解决酷暑的侵扰,我们给每间教室都安装了风扇,早中晚三次撒水降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说到这里,安毅话锋一转:
“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饥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是,有的国家和民族,却在拼命摧残和阉割科学文化......据我所知,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渴望革命风暴的高尔基,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彼什科夫同志,却突然转变了态度,因为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充斥着以暴易暴的**报复,人们可以未经审判而随意处死和枪杀无辜者,贵党的《真理报》公开声称,‘我们的一颗人头,要用你们的一百颗人头来换’,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先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优虑,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革命绝不能变成单纯的屠杀和劫掠。
“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个时代的革命暴力,摧毁了贵国的传统文化,十月革命后的次年,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毁坏,藏书被烧毁,钢琴被斧头劈掉,藏画被撕碎,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品在人们眼里变得一钱不值,其中甚至包括沙俄从中国捋掠去的许多珍贵文物。高尔基先生为此感到痛心与震惊,他愤怒地呼喊‘我们正在做的比我们摧毁的还要污浊’。
“可惜,这声音与当时革命『潮』流格格不入,就像是‘乌鸦的聒噪’,因此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真理报》发表匿名文章,指责高尔基的观点是‘***的庸人’、‘酸腐的抱怨’,还不无讽刺地说‘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当去接受人民的教育’,指责高尔基‘不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高尔基与乌里扬诺夫之间的分歧非常大,以至于乌里扬诺夫一再要高尔基去外国疗养,并且告诉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这其实是对持不同观点者的一种驱逐。
“于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三年后,高尔基不得不离开了俄罗斯,先后在德国和意大利居住,但当他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很多人被判刑时,便发表了一封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这封信产生了广泛影响,贵国『政府』非常愤怒,发表文章批评说‘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
“高尔基先生于1922年出版的《论俄罗斯农民》一书,更是引来克里姆林宫更大的怒火,多家媒体联合起来,一致攻击高尔基,贵国『政府』甚至决定:如果他进入俄国国境,就逮捕他。当高尔基听说贵国『政府』要所有图书馆把《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又愤怒地宣布要放弃他的苏联国籍,就这样,高尔基先生一步一步成为了苏维埃的敌人,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被细致分析,高尔基的大量信件,都被秘密警察收集起来,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