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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章
见皇上心心念念的还是商税的事情,叶向高只能硬着头皮讲道:“皇上,今年的商税税额已经摊派各省,今年的商税税银有望增至五百万两,至于那个累进税制,臣等还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更何况,朝廷刚刚增加了商税,又紧锣密鼓的将累进税制颁行天下,臣唯恐弹压商贾过甚,以致百业萧条。”
皇帝冷冷的瞥了眼叶向高,有些失望的说道:“叶阁老,自打你入阁以来,朕未尝不对于报以深切的期待,考成法、整顿九边、重修商税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朝廷最要紧的政务,朕没有委托他人,朕选择了信重叶阁老你这样的老臣......可是叶阁老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谋身还是谋国,看来叶阁老终究是选择了前者。”
叶向高从座椅上起身,跪倒在地,但他既没有自称有罪,也没有替自己辩解。
皇帝站起身来,一路走到殿门外,他倚门远望,用一种心事忡忡的口吻说道:“老秦素来积弱,为山东六国不耻。遂有商君之法,削贵族以致宗庙富强;隋唐之世,历经南北朝之乱,国家枝强干弱,世家大族,地主豪强林立,上达宗庙,下至江湖,势力铺张,无孔不入。遂有选举科考之法,废九品中正,以致朝廷日日中天。叶阁老,你不觉着今时今日的大明也已经走到了某种节骨眼上了吗?假如不能效法秦汉隋唐以改革自强,恐有社稷倾颓,神器易主之虞。宋之崖山,滔滔悲叹,历历在目,音犹在耳,我大明绝不可重蹈覆辙,再将神器易于塞外夷狄之手。”
皇帝背对着叶向高、孙承宗两人,一番或慷慨激昂或默默梦呓的话讲下来,闹得叶向高、孙承宗二人面面相觑。因为在大明朝的这些文武眼中,大明朝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天敌,事实上即便是崇祯朝时代,绝大多数大明朝的文武百官还是坚信大明朝能够渡过难关,无论是关外的皇太极还是关内的李自成都不能动摇大明朝统治的根基。毕竟大明朝有着两百多年辉煌的历史,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惯性?天下民心更多的还是站在明廷这边的,即便近百年来,大明朝的所作所为正不断地消磨着天下百姓的耐心。
叶向高跟孙承宗对视一眼,两个人都十分的奇怪,不知道皇帝哪儿来的焦虑感。事实上,两个人早就看出来皇帝似乎无时无刻不活在一种刻不容缓,火烧眉头的焦虑感、紧迫感之中——自打皇帝登基以来就如此。
皇帝到底在恐惧什么呢?
是内地不断涌现的叛军、农民军还是关外的努尔哈赤?亦或者是空虚的国库?
可是天启朝的农民军都是零散的,规模极小,远不及崇祯朝那样具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至于努尔哈赤?叶向高、孙承宗二人更是嗤之以鼻,他们两人虽然都不能否认努尔哈赤的确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统帅,可那又如何?
大明朝在过往的历史中遇到过的天才对手还少吗?
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汗曾经在土木堡之战中颠覆了明廷自太祖、成祖及仁宣二帝四世以来的积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也曾经兵围北京城,在嘉靖朝制造了庚戍之变。无论是也先汗还是俺答汗都曾经一度造成整个明帝国的军事危机,但现在也先汗的瓦剌部落何在?早已经淹没于茫茫大漠之中,而曾经一度称雄于漠南草原,迫使正宗的蒙古雄主察哈尔部落迁移辽东避祸的土默特部落也已经分化成东西两个部分,再也无力对明帝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
之所以叶向高跟孙承宗并不拿努尔哈赤的后金兵当回事,或者说整个明帝国的统治阶级都不曾将建州女真当作生死大敌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经验!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无法同同一时期的农耕民族比肩!这是历史铁律。游牧民族的政权架构是极为粗糙的,特别是他们那令中原人不耻的权力继承制度。不像中央政权早早的确定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来没有类似的制度或者说没有遵守类似制度的政治惯例。受限于整个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天然的信奉强者独尊的道理,这就于温和持久的长子继承制背道而驰。
所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即便能够强盛一时,但随着一代雄主的陨落,整个游牧部落也会继而陷入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之中,进而不攻自破。
正是基于游牧民族无法长久保持强盛,正是基于北方政权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律认识,明帝国才不厌其烦的修筑长城,采取消极防守的国家战略。因为明帝国的顶层设计者们深切的知道,只有当草原上角逐出像也先汗、俺答汗那样的一代雄主的时候,明帝国的北部边疆才会出现危机,而这样的雄主,在明帝国以往的两百年的历史中,只诞生了两位,平均一百年一个,当这些草原雄主们过了春秋鼎盛的年纪以后,北方的游牧政权又会迅速的衰落,现如长久的分裂之中。与中原的农耕文明长久的统一短暂的分裂恰恰相反,北方的政权总是长久的分裂而短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