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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他将收录机和剪刀、手套装进旅行包，准备第二天离家去苏州建筑工地打工。在张王港至沙洲港的客轮上，想到这些东西不能久留，虽对丢掉收录机心生不捨，但为了毁赃灭迹，仍悄悄将装着收录机、剪刀等物品的旅行包丢弃在长江里。到沙洲港后，在嫁到这里的姐姐家吃了晚饭，把三枚银元交给姐姐保管，第二天一早，乘班车去了苏州。
我在作以上述说时，归纳得很简明顺畅，其实，黄元斌在交待时却并非如此。他每说一句话便停了下来，思考的时间多于说话的时间，如果没有追问，他便不再言语。例如谈到铁皮罐子的事，他和冯忠便有以下一段对话，这也是在以后引起歧议的一段对话。
黄说：“我打开了衣橱，里面尽是被单和衣服，没有值钱的东西。”
冯问：“后来呢？”
黄说：“后来我转到床后。”
冯问：“转到床后干什么？”
黄说：“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冯问：“看到了没有？”
黄说：“看到后墙壁下有一个小洞。”
冯问：“什么样的小洞？”
黄说：“可能是砌墙时故意留下来的，一块砖大小，用一块小木板挡着。”
冯问：“这里面有值钱的东西吗？”
黄说：“这里有一个小圆铁罐”。
冯问：“你怎么知道的？”
黄说：“我用手摸的”。
冯问：“罐子里有什么？”
黄说：“没有什么。”
冯问：“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还讲那么多废话。”
黄说：“是你们要我讲的。”（事后我们才知道黄元斌在交待过程中按下了不少这样的钉子，令与犯罪分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经验老到的冯忠也始料不及。）
冯问：“你想想，罐子里有什么？”
黄说：“有钱。”
冯问：“有多少钱？”
黄说：“很少几个钱。”
冯问：“很少是多少钱？”
黄说：“五块钱。”
冯问：“是五块钱吗？”
黄说：“是一块钱。”
冯问：“罐子里只有一块钱？”
黄说：“哦，我想起来了，是三块钱。”
冯问：“什么样的钱？”
黄说：“普通的那一种。”
冯问：“普通的一种是什么钱，是这样的钱吗？”说着从口袋里一把掏出几张人民币来，几枚硬币漏掉在桌面上。
黄说：“是硬币。”
冯问：“这样的硬币要藏在墙洞的罐子里？”
黄说：“是的。”
冯问：“把这样的硬币藏在罐子里这有什么意义？”
黄说：“是银元，我说的硬币是指以前的硬币。银元不是硬币吗？”
在黄元斌交待认罪后，我们抽取了他的血液，做了血型检验，结果表明，与死者身体中提取的男性分泌物血型相同。
在对黄元斌居住地实施搜查时，搜查人员发现黄元斌的家中确实非常贫困，除黄元斌房间里有一台没有外壳，用裸露的铜丝连接着两只喇叭、勉强能发出声音的录音机外，再没有看到一件带有现代文明的家用电器。
案件似乎就这样破获了。尽管我们获取的物质性证据不足，作案工具和偷窃的收录机等物，已丢入长江，无法搜寻，但黄元斌交待的作案过程，不是作案人，是无法知晓的。况且，黄元斌在案后第二天就离开了家乡，即使出于好奇，想要打听侦查情况，也没有了机会。更不用说我们对通过现场痕迹推断的作案过程以及作案工具等作过严格的保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