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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设立在一家乡镇企业闲置的二层小楼里，为了照顾冯老，指挥部在楼上一个房间里临时放上两副铺盖，由我和他一起居住。当时，冯老的身体情况已大不如前，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并伴有气喘，我安排他在指挥部看看调查材料，提提工作意见，一般不同意他外出走动。侦查员们则住在房屋比较宽裕的老百姓家里，铺上稻草打地铺。恰逢那段时间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地上也湿乎乎的。在天寒地冻的冬夜，躺在冒着潮气的地铺上，除去极度疲惫的侦查员，一般人恐怕是难以入眠的。江防乡南临长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们聚水而居，非亲即故。村里哪一家夫妻吵架，或者是有亲友来探访，几乎户户皆知，一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典型景象。在这样的地区发生的命案，毫无疑问，侦查的地区范围都不会很大。
侦查工作虽说紧张而艰苦，但按部就班地展开后，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这起案件一定能够破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
可是，事情的发展，时常游离于预期，在人们的热望中，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没有获取一条象样的线索。侦查人员在言谈之间流露出焦急，指挥部领导也感到压力在增大，我常常看到张武政委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默默沉思。他是一个非常敬业而又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案发后，他第一批赶到了现场，并在现场住下，与侦查员们同甘共苦，依然保持着他刑警出身的本色。我也看到陈玉林副局长在深夜大家睡去后，一个人坐在桌前，对着酒杯抽烟。当然，我也有些着急，这个案子迟迟不破，纵然不谈工作成效，北皋的财政本就比较吃紧，这么多人的后勤保障，在财务上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然而，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有急自有缓，有伏必有起。在我们把焦虑的情绪压抑在心底时，江防乡派出所黄所长给我们带来了一条好消息。他在邻村一个黄姓住户家走访时，问及他儿子现在去了哪里，这位目不识丁的大妈从房里取出一封信，告诉黄所长，她儿子已去苏州打工，具体地点信封上有。黄所长抽出信纸一看，上面有这样一段字样：“我三号下午出门，在沙洲港转车时，顺便到姐姐家看望了一下。现在到工地已有多天，一切都好，请不要挂念。家乡发生的事，可能有人来调查，你们一定要说我是二号下午出门去苏州，不要说是三号。切记，儿子黄元斌。”这个黄元斌为什么要把出门时间前移一天呢？很明显，二号下午出门，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三号下午出门就证明他有作案时间。他极力回避这一点，又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对黄元斌一、二号活动情况开展专门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黄元斌确系一月三日外出。
一月三日下午二时左右，黄元斌与一个同学在路上相遇，这位同学看到黄元斌提拉着一卷棉被和两个大旅行包，问他到哪里去，黄元斌回答说是去苏州打工，两人抽了一支烟，才互相告别离去。被调查者肯定这天是一月三日，他记得很清楚，这天他是去参加一个亡人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在途中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