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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们对这办法十分感谢，说他们情愿冒险待在这儿，这总比回英格兰去被绞死强。我就这样把事情谈妥了。
办罢这事，我要准备上海船了，但是我对船长说，当夜我要待在岸上整理东西，希望他在这段时间里待在船上，看守好船，第二天派艇子到岸边来接我，还吩咐他，在这段时间里，把那个新船长吊在桅横杆端上，让那些人可以看见他。
船长走后，我就派人把那几个人叫到我的住处，同他们严肃地谈论了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要是船长把他们带走的话，他们，不用说，会被绞死。我指给他们看，新船长被吊在桅横杆端，还对他们说，要不是他们另有去处的话，他们本来就是这个下场。
他们都纷纷表态愿意待着后，我随即向他们叙述了我在这个岛上的整个经历，谈了怎样来岛的情况，还让他们看了我的防御工事，教他们怎样烤面饼、种庄稼和晒葡萄干，一句话，教给他们一切使他们生活顺当的不可缺少的办法。交代罢这些事情以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他们，上船去了。
我离开这座岛的时候，带上了我的大山羊皮帽子、我的伞和我的鹦鹉，作为纪念。我也没有忘记带走我前面说过的那些钱。这些钱藏在我这儿多年没有用处，已经变色和失去光泽了，不稍微擦一下和弄弄干净，很难看出它们是银的了；我在那艘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钱也是这个情况。
就这样，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座岛。这日子我是从航海日志上发现的，这说明我在岛上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十九天。我第二次得救的日子同我第一次乘着大艇从萨累的摩尔人手中逃出来正巧是同月同日。
我乘着这艘船，经过漫长的航行，在一六八七年六月十一日抵达离开了三十五年的英格兰。
我踏上英格兰后，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好像这儿从来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似的。我那位恩人还在世，当时我就是把自己的钱都托付给她保管的，但是她历尽人世的种种重大的不幸，已经第二次成为未亡人了，而且日子过得挺清苦。我劝她别为我存在她那儿的钱犯愁，向她保证，我再怎么着也不会给她添麻烦的，恰恰相反，为了答谢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心，我反而从我小心的积蓄中力所能及地取出一点儿钱来接济她。我当时由于能力有限，的确也只能稍表心意，但是我向她保证，我绝不会忘却她以前对我的好心帮助，也不会忘却在我好转后要帮助她，不过这要在后面交代了。
我后来到约克郡去；不过，我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和所有的亲戚也都已告别世上，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哥哥留下的两个孩子。长期以来我已经被认为不在人间，所以并没有给我留出一点儿糊口的钱财；就这样，一句话，我得不到任何接济和帮助，而我手头那一点儿钱却对我在这个世界上立定脚跟，派不上什么大用处。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真的遇上了报恩的行为。这就是说，我曾经非常幸运地搭救了那个船长，还运用同样的手法救了那艘海船和货物，这种种经过已经由船长写了一份非常出色的报告呈给船东们，生动地描述了我怎样救了船员的性命和船。他们邀请我同他们见面，还有其他几个有关的商人；他们全都对我这次出手相援交口赞扬，还送了我一份几乎两百英镑的礼。
但是，经过几次思考我的生活处境和我要在世上立足还有困难以后，我就决定到里斯本去，查明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和我那个合伙人情况的消息。我有理由猜想，他在多年前就以为我已经去世了。
我来到里斯本以后，经过多方打听，使我特别高兴的是，找到了那个在非洲海岸边把我从大海中救上船来的船长。他现在老了，不再从事航海生涯，让他的年纪也已经不轻的儿子继承他的职业，仍然在进行对巴西的贸易。那个老人不认识我了。说真的，我也几乎不认识他了，但是我很快就认出了他，而我对他说明我是什么人以后，他也很快地认出了我。
老朋友经过热情洋溢的叙旧以后，我就问起，不说你也知道，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那位老人告诉我，他不到巴西去约莫有九年光景了，但是他能够肯定地说，他离开的时候，我的合伙人活着，但是我的两个财产受托人却都已经死了，我当初就是委托他们同我的合伙人一起照管我的那部分权益的。不过，他相信，我一定会得到一份很好的关于我的种植园的增值清单的，因为大家认为我在船只失事后被淹死了，我的受托人就会把我那一部分种植园的收入清单呈报管理王国地产税的官员，只要我不去要求收回，他就把三分之一的收益上交王国，三分之二捐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在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播天主教教义上。不过，万一我露面，或者任何人代我出面，要求归还产业，那就应该归还，只是增值部分，或者说每年的收益已经被用作慈善事业，就不可能发还了。但他劝我只管放心，管理地产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管事办事都非常认真，要求当事人，这就是说，我的合伙人，每年写出产业创收的报告，好让他们及时地提取我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