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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师道像训斥小孩一样训斥了李邦彦一顿，李纲在一旁听了也着实称快。平时就对文官们愤愤不平的姚平仲，这时也插进话来，调侃李邦彦道：“公等怕保不住自己腰下的金带，听凭金人勒索，急急忙忙把金银送去。倘使金人要公等的首级，难道也马上割了，乖乖地与他送去不成？”
战争之际，是带兵的人行势。现在不但种师道，连他麾下的将佐，一名小小的“赤佬”姚平仲也胆敢调笑起当朝首相来，自然使李邦彦十分愧恨。不过他素知姚平仲的脾气毛躁，当初交割燕京时，金朝大太子粘罕也要让他三分，自己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只得随众干笑几声了事。
可笑的是大家笑的正是他自己，对他们的笑，他不仅不敢发怒，还要随之而笑。这在普通人犹自难堪，何况他是当朝首相？这股气憋在心里，总要出一出。
那天会议中决定了几项措施：
第一，开放东壁、南壁的各城门，听任老百姓自由进出，以安民；
第二，派军队四出巡哨，限制敌后方游骑的活动，不使远出抄掠；
第三，斥回金使，停付金帛畜产，表示战斗的决心，不再迁就和议。
这些措施都发生威慑敌人的作用。金帛停送了，有些人心中惴惴然，唯恐开罪了金军，惹得金军怒起，再度攻城。事实恰恰相反，斡离不非但没有攻城，反而自动把作为人质的康王赵构送回来，还客客气气地送了一百斤关东老参、三十张紫貂皮作为压惊之用。
这里种师道不理会金人这一套，他派姚平仲出动一万名熙河兵会同城外杨可胜所部联合进兵，直逼金军之寨，找寻战机。金军不敢应战，自动撤退二十里，再安营寨。这标志着两军的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
根据种、李的原定计划，要趁金人锐气逐渐消失之机，派大兵出击，以便一举把他们赶走。这个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出击的意见大家一致，分歧在于出击的日期和指挥人员。
老成多谋的种师道主张等到春分节后出击，理由是他的老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所部主力军数万人将于春分前后到达京师。秦凤军素称精锐，在两次伐辽战争中都立下不可磨灭的大功。有了这支军队，勤王军实力大增，破敌可操必胜之券。
可是豪迈勇敢的姚平仲反对主帅的意见，主张立即出击，以获全胜。他以“士不速战，已有怨言”为理由，要求自己率部担任出击的任务，不必再等候种师中来到。他还有一句虽未出口，大家心里却都明白的潜台词是“种氏勋业已盛，破敌大功，不宜再出其门”。
为此，又在福宁殿举行一次枢密会议。出席人员比上次多了一个枢密使吴敏。吴敏此时已变为主和派，当然反对出击。会议中李纲同意姚平仲的建议，并把出击的日期定在四天以后的二月二日。
出人意料的是李邦彦，这次也赞成出击，并表示：“兵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出击之议既定，迟出不如早出。如今姚将军准备有素，一击可收全功，某意出击之期不如定在二月初一。”
李邦彦的意见立刻得到李纲和姚平仲的赞同。大慈大悲的李纲，抱着要超度一切众生成佛的宏愿相信李邦彦知过能改，力补前咎，已经放下了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对此表示衷心欢迎。
“舵”派折彦质在三比一的优势面前，又在多数上加了一票。种师道孤掌难鸣，也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意由姚平仲率部提前出击。他只提议让多谋的杨可胜协助姚平仲一起执行任务。
这很可能是一次赌两个朝代兴亡盛衰的军事行动。除了当事人种、姚二帅外，参加讨论的各人都有各自的心理背景：李纲是急于见功，思虑欠周。折彦质是见风使舵，唯诺随人；吴敏是坚持错误，执而不化；李邦彦是暗藏祸胎，别有用心。
撇开主和派不谈，这时主战派诸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敌思想。勤王军尚未来到时，李纲主持守城，曾两次击退金兵。如今勤王军陆续抵达京师，人数已在十万以上。斡离不对勤王军的几次挑战都采取避而不战的态度，一退再退，闭垒不出，六七天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接触。现在不但李纲、姚平仲，即使富有经验的种师道也失去原有的持重，内心中未始不认为金军容易对付，一击必可收功。他反复考虑的是大功出自谁人之手而不是出击能否胜利的问题。作为一军统帅种师道的这种心理正反映了西军大部分官兵的心理。
军事上一个有利的原则：以哀兵临骄兵者胜。围城之初，宋朝方面是哀兵，金朝方面是骄兵。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转换，这种关系已经颠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