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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2年的冬天，我童年明亮的天空中被乌云笼罩了。快乐弃我而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生活在疑虑、焦急和畏惧之中。书籍丧失了它们的魅力，甚至现在想起那些可怕日子心里都会倒抽一股凉气。我写了一个名为《霜之王》的小故事寄给伯金斯盲人学校的安格纳斯先生，这成了一切麻烦的根源。为了澄清事实，为了我的老师和我自己得到一个公平的评判，我不得不对这期间发生的事情作一些说明。
在我学会说话的那个秋天，我在家里写了那个小故事。我们在采石场待的时间比往年长。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莎莉文小姐向我描绘秋叶的美丽。她的描述唤起了我记忆中的故事情节，这个故事肯定是以前某个时候老师给我读的，而我又下意识地记住了。用孩子的话说，我已经在“编故事”了，所以趁那些想法还在，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并把它们写下来。我的思路很流畅，在写作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快乐。我是在盲文板上写的，词语和形象源源不断地从我的手指间涌出，一句连着一句。现在，如果词语和形象不经过努力就得到了，那么这很好地证明了它们不是我的头脑的产物，而是我很遗憾地丢失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贪婪地吸收一切我读到的东西，并没有想到过作者。即使现在，我也未能严格区分出哪些思想是我自己的，哪些是从书上得到的。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很多印象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而来，所以才会这样。
故事写完了以后，我把它读给我的老师听，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优美的章节给我的快乐，也忘不了发错了读音而被打断时的烦恼。在吃饭的时候，全家都听我读，他们很惊讶我竟写得这么好，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在某本书上读到过。
这一问让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实在记不起来有谁曾经给我读过，我提高了声调回答说“噢，没有的，这是我写的故事，我要把它寄给安格纳斯先生。”
我工工整整地把故事抄写好，并把它作为给安格纳斯先生的生日礼物寄给他，有人建议说把名字从《秋叶》改为《霜之王》，我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亲自去邮局邮寄这个小故事，人都飘飘然了，但是万万没想到，我会为这份生日礼物付出惨重的代价。
安格纳斯先生很喜欢《霜之王》，并将它刊登在伯金斯盲人学校的一则报道中。这是我幸福的顶点，不久我就从云端跌落到地上。我刚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一篇名为《霜仙子》的小说和《霜之王》非常相似。《霜仙子》在我出生以前就在一本叫做《伯迪和他的朋友们》的书上出现了，是玛格丽特·康比小姐的作品。两篇小说在思路和语言上是如此相像，很显然，我曾经听过康比小姐的故事，我所写的东西成了一件剽窃物。让我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当我理解了它时，我感到震惊和伤心。没有哪个孩子承受过比我更深的痛苦，我给自己带来耻辱，使我最爱的人受到猜疑。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我拼命回忆在写《霜之王》以前读过的故事，但除了涉及到杰克·弗罗斯特的普通谈话和一首写给孩子的诗《奇怪的冰霜》之外，什么都记不起来，我确信没有在我的写作当中用到过它们。
尽管深受困扰，安格纳斯先生起初似乎还是信任我的，对我非常和蔼，这团阴影暂时散开了。为了让他高兴，我努力掩饰心中的委屈，在我获悉那个坏消息不久就是华盛顿纪念日，庆祝仪式上我尽可能的表现得高兴。
在一些盲女孩举行的假面舞会上我扮演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赛维斯。我清楚地记得我穿着华丽的衣服，头上带着美丽的花环，脚下堆满了水果，手上拿着谷物。但是在舞会的欢乐气氛中，我却有遭遇不幸的预感，心情又沉重起来。
在庆典前的一天晚上，伯金斯学校的一个老师问了我一个关于《霜之王》的问题。我跟她说莎莉文小姐曾经给我讲过杰克·弗罗斯特和他的精彩的文章。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哪些话让她断言我确实记得康比小姐的小说《霜仙子》。虽然我一再强调她弄错了，最终她还是在安格纳斯先生面前说了。
对我很友好很和蔼的安格纳斯先生认为我欺骗了他，不愿听我带着爱的、无辜的恳求。他已经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莉文小姐故意窃取其他作家的光辉思想，并用它们来博得他的赞许。我被带到审讯法庭上，审讯人员由学校的老师和行政人员组成，要求莎莉文小姐回避。他们不断地盘问我，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要迫使我承认自己确实记得曾经听到过《霜仙子》的故事。虽然我不能详细记载一切，但是我感觉到他们头脑里的怀疑和臆测，也感觉到一个挚爱的朋友在责备地看着我。我的心被紧紧揪着，除了偶尔蹦出一两个词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即使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个严重点的误判，但是依然不能缓解内心的痛苦。在我最终得以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昏厥过去了，没有注意到老师给我的抚慰，没有注意到朋友们给予的安慰，他们说我是个勇敢的女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