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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就像强盗。这和入室抢劫有什么区别？如果柳墩儿是个正常人，这本日记或许就够他一辈子的花销。”回到榴园住处，在沈默的房间，夏晓薇给自己接了一杯水说。
“不，不能这么说。古人说过，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就是我们给柳墩儿留下一座金山，他会知道怎么花吗？那样反倒会害了他。”
夏晓薇从旅行箱里取出沈默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无线网卡真是个好东西。
沈默翻看于道泉先生的日记。浅米色的道林纸。于道泉先生的钢笔字迹遒劲有力。由于墨水的原因，笔迹深浅不一。
日记始于1924年2月4日，止于同年7月6日。
泰戈尔访华的时间是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
沈默直接翻到4月份。
4月21日，星期一，晴。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得知泰戈尔明日来济，我被公推为泰翁的陪同翻译，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荣誉会落到我的身上。这是我自考取公费留美之后的又一个让我激动的消息。我对泰翁倾慕久矣！无论其文字，还是其为人，都堪为我辈师表。此次泰翁来华，本有诗人徐志摩及林徽音女士陪同翻译。济南学界同仁为尊敬起见，拟再公推一人做翻译，其实主要是陪同。故而，我才能有这份意想不到的荣耀。除了惊喜，还有一份紧张。
……
4月23日，星期三，晴。
下午，我随接待团一行在火车站等候泰翁的到来。
各界名流与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负责人、佛教界与僧侣及各校男女师生与得知消息后慕名而来者约200余人，场面非常热烈。虽然火车一再误点，但众人的热情依然不减。
夜色渐浓，火车站却灯火辉煌。
直到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泰翁乘坐的火车才缓缓进站。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在维持秩序。
泰翁一行在王统照先生和王祝晨先生的陪同下走下火车。两位先生是先期赶到曲阜迎接泰翁的。泰翁留着半尺多长有些曲卷的白胡须，披肩的银白长发，身穿白素长褂，外罩粽红色拖地长衣，头上有一布帽。63岁的他看上去脸上有些苍白，但两眼矍铄有神。
此时，人们忽然发现在泰戈尔一行中有诗人徐志摩、林徽音。青年们一下欢呼起来，人声鼎沸，场面变得难以控制。为防意外，在王祝晨先生的指挥下，我们组成人墙，簇拥着泰翁出了火车站。泰翁却突然停下，脸色阴沉，嘴唇抖动，小声在喊：“NO，NO，NO……”徐君志摩快步走到泰戈尔身边，向前面看去，只见在站台前面一字摆开的是一律蓝坎儿上衣、白色衣裤拉着车子的人力车夫，徐君赶紧拉着王祝晨先生说：“在上海也是碰到这情况，泰戈尔先生最怕看见人力车夫，赶快叫他们走。”王祝晨先生急速把人力车调走，但临时又无他法，只好请他们步行到约半里地的石太岩饭庄，请他们休息，一切明天再谈。
徐君介绍后方知，泰翁认为乘坐人力车是让人驮着他，这是残酷的、没有人道观念。
……
沈默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他看到了泰戈尔在济南的整个行程以及泰戈尔和于道泉先生之间的故事。1924年4月23日，在济南市的佛经流通处，于道泉先生向泰戈尔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言简意赅的一席话使泰戈尔十分感动，他对这个说英语的年青人颇加赞赏，便说：“先生，你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如此浓厚兴趣的人！”陪同、游览、对话，一天下来，泰戈尔的学识、风度、水平已经使于道泉先生十分倾倒、折服。所以，当泰戈尔建议于道泉先生随他到印度进国际大学学习梵文、佛教时，于道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决然地随着泰戈尔去了北京。
但是，这些和梵天之眼似乎毫无关系。沈默接着往下看。
4月27日，星期日，晴。
上午，泰翁对我说，让我随他出门，却没有对我说去什么地方。这让我多少有些奇怪，因为这天上午原本没有安排活动。
我懵懵懂懂地上了汽车，看到泰翁的随员恩厚之、鲍斯、诺格以及徐志摩先生和林徽音女士都在车上。汽车一直驶向景山方向。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汽车居然在故宫神武门停下来。我们下车之后，看到早有宫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翁到了，连忙迎讶上来。将我们引入宫内，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一直走到御花园里。此时，我才意识到，泰翁是带我们觐见逊帝。
当时，就在御花园里，逊帝溥仪端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站立着一个瘦削的老者。看到泰翁，逊帝面露喜色，但并未曾起身，只是举左手给泰戈尔让座。逊帝虽退位已久，但威仪犹在。我们一干人等只能站立两旁。待泰翁坐下，逊帝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说完逊帝站起来，让人为泰翁和那老者两人照相。那老者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郑孝胥。照完相，泰翁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随后逊帝开始用英文与泰翁交谈起来。交流还算流畅。而后，逊帝亲自作向导，领着泰翁游览御花园。泰翁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