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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临时征兵。不过不幸的是，历史上的中国人的观念之中，一直是有家无国的，唐代更甚。加上府兵制名存实亡，人们长期不习战斗，佛教思想在民间盛行，所以基本招不到可以作战的部队。人民在被抓壮丁前就会逃走，所以“三史三别”的描述才会出现。正所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而且中国官吏常常胡乱抓人凑数，所以才有“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反观达拉博的军队，无一不是悍不畏死的壮士勇士，思想上高度武装，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谋福利是为了正义而战，且平时在部落里受过完整的军事训练。这些都不是那些石壕村的老太婆能够具备的。
就算是正规军，这时的心态也是“低头落泪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惆怅无人商量”，毫无斗志，也没用国家观念。
唐军无能，当时的唐将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可惜中国人只知道内耗，高仙芝、封长清的下场足以说明问题了。而皇帝信任的是什么人？高力士、鱼朝恩、边令诚，就是在这些垃圾太监指挥下，就是天兵天将也要完蛋，何况那些唐军？
而且，根本就不能指望大唐百姓起来自发抵抗。安禄山之所以能够旬日取河北三十七城，百姓们不敢反抗是很重要的原因。何况阿拉伯帝**队一直善于争取支持，后来十世纪攻打印度时，成千上万的贱民、首陀罗蜂拥到街边欢呼阿军，印军都自动放下武器，就说明了这一点。
只要阿军迅速从河西走廊攻下两京，海军迅速北上占领毫无防御的江南，唐军及唐帝国必定土崩瓦解、全线投降，几个所谓的“忠臣”的抵抗最多只有象征意义。
再说回怛罗斯之战，或许是出于尽量淡化的考量，对于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会战，诸家唐史中却均无发生的确切内情，不过几则阿拉伯史料都记载。
在各家唐史中，都讳言了此战的详细过程，只是粗略叙述了几句战败后的情景。《旧唐书》卷132中记载道：“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
《新唐书》卷166中则载：“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实夜闻副将李嗣业声，识之，因责曰：‘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嗣业惭，乃与秀实收散卒，复成军。”
《新唐书》卷151中则载：“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仙芝曰：‘吾方收合馀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
虽然各家史料中均未提及交战时的具体场景，但从“免己陷众”四字能够看出，当情势不利时，副帅李嗣业丢下士卒率先逃窜，而从“惮敌而奔”、“军士相失”等记载也能依稀看出，唐军中存在明显的畏敌、不敢战等现象，这大概是因为大食的宗教战士悍不畏死，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又占据明显上风所致。
至于战败后的情景，记述得则相对较为清楚，结合几则史料不难看出，首先是唐军被击败，仅剩数千溃兵，高仙芝将其聚拢，“复成军”，但此时大势已去，只好继续溃退。逃至白石时，恰逢拔汗那残部也退至此处，败兵填阻道路，李嗣业生怕被追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友军士兵“数十百”，表现勇不可挡，硬生生在自家士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拔汗那士兵被迫让开道路，让唐军先逃，李嗣业这才得以与高仙芝等少量唐军逃得性命。
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而在《通典》卷185中亦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由此可知大唐镇国的安西精兵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前赴怛逻斯的尽皆覆没，数万参战的城傍健儿也基本无幸。
不过唐帝国一方的损失却不止于此，据常理揣测，既然连抢道先逃的李嗣业等唐军主将都没能带回去多少士卒，那前来助战的拔汗那属**就更走脱不了几人，因此唐朝一方的“10万余”参战兵马多半全部折损。
其实此战的结果如此之惨并不奇怪，阿拉伯战马的远跋之能天下居冠，在大食骑兵的追击下，溃兵们想逃出生天无疑非常困难，这也是被俘唐军多达数万的原因所在。
怛逻斯会战是唐帝国与大食间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会战，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域之地的最终归属。
在此之前，两国之间始终并未发生过直接的大规模冲突，只是彼此争夺属国，或操纵麾下属国争斗而已。在这场两大帝国争夺西域的决战之前，大唐占到了不少的先机。首先唐军是主动挑起战事，迫使大食应战，因此会战的准备比较充分，且决战的战场也是由自己选定，占得了地利；而大食却是仓促成军，被动应战，失去了战役的主动权，准备也严重不足。况且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在怛逻斯城下直接做战的唐军超过了十万，还有调到碎叶的大批天威健儿在侧翼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