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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一旦爆发起义，那些担任着官职的官员，都会成为起义军首先打击对象的原因。
就目前大唐而言，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仇富的心里也必然越来越浓烈，最终演变成一种阶级仇恨，纵观历朝历代，因生活无着揭竿而起的事例不胜枚举。
大唐立国之时，高祖李渊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及后来的高宗皇帝李承乾都崇尚节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大唐承平已久，国家强盛，社会富庶，安定，那些官绅富户之家往往变得崇尚奢侈之风，甚至互相攀比。富者挥金如土，贫者三餐难继，身无立锥之地，贫富的差距使得大多数下层百姓感受不到皇家的恩德、朝廷的惠泽，而只会看到身边的富户奢侈的浪费，痛心疾首的同时，仇恨也就产生了。
既然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造成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仅靠单纯的、人为的强行缩小贫富差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靠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背更多显现的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实现共富和谐。
一是正确处理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关系。构成生产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劳动报酬应当在分配中处于基础的地位，但确立劳动在分配中的基础地位，并不否认资本、技术、管理在分配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相互间的关系，使之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目前市场主体而言，效率自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政府，必须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两者不可偏废。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防止绝对平均主义，简单地把分配中的公平理解为平均。
分配中的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劳分配中的公平，谁多劳谁就多得。这样才能提高效性。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调节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市场能够自发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公平的问题。相反，完全按照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只能不断扩大，不公平的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为此，必须反对“收入分配由市场决定”的观点。要不断强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
四是税收调节，目前大唐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社会底层，这充分说明大唐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就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
这些都是杜睿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考虑的问题，虽然眼下大唐看上去风平浪静，国泰民安，但是如果任由这种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下去的话，最终唯一的结果就是社会不稳，江山动荡，社稷倾颓。
高智周接着道：“还是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连不饱、穿不暖，如何让他们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感？何况身边还有人在毫无节制的奢侈浪费，他们会怎么想？从另一个方面说，富户把钱财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上，对国家也极为不利，各位大人请想，富户花一万贯买一块宝石，仅能供他们自己观看赏玩，若是这一万贯用在投资生意上，这能给社会提供多少物资，又能给多少贫寒的百姓从业的机会。这和卖一块宝石相比，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差别有多大？各位或许会想，富户有钱，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这没错。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百姓既然都是皇帝的臣子，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行为作些引导吗？让富者接济一下贫者，让大家都能生存下去，这就是圣上，是诸位大人的负责了。说了这么多，本官的意思就是对宝石、珠玉之类的奢侈品征收五成的消费税，以政策的形式，抑制这种奢侈之风。”
高智周说完，诸位阁员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就像上次杜睿提出财政预算一样，在坐的诸位大臣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高智周的话。
话虽然是高智周说出来的，但是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项所谓的奢侈品征税的法案，还是杜睿的主意，不过是接着高智周的嘴说出来罢了。
过了好半晌，还是中书令阎立本发话了，他位居中书省，主要的职责就是立法，而手中掌握着权利，他就必须对每一项新法案，详细推敲，避免出现危害国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