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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之初,蒋介石、汪精卫都是主张抗战的。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汪精卫的谈话同样鼓舞人心。他曾情绪激昂地说:“数年以来,国民政府不恤以最大之忍耐,期待中日两国有真诚携手之一日。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国实已濒于最后关头了。过此一步,国家民族的命运,便将陷于永劫不复之深渊,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一致之决心,殉此最后关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蒋介石性格坚韧,凡事不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主张以空间换时间,对大片国土沦陷有心理准备。汪精卫性格冲动,往往走极端。一遇难题,动辄辞职。淞沪会战后期到南京陷落,汪精卫的思想急转直下,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这个丧失信心,可不单单是对战局丧失信心,还包括对国民党政治丧失信心。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汪精卫是坚决的主战派,身为行政院长的他,曾一心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他发现”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他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包括丢掉东北的张学良,都不听他的号令!汪精卫曾经三次派人去督促张学良向北出兵,牵制日军,增援上海战场,结果张学良把汪精卫的特使请到八大胡同天天喝酒。民国元老章太炎看不过”拄着拐杖去找张学良”但张学良满脑子都是美女,哪里愿意去打仗。他要愿意打仗也不会把东三省给丢了。最后张学良给汪精卫开出的条件是部队可以出动,但每天需要拨给军饷500万元。山西的阎锡山不错,但只答应给十九路军支援十万颗手榴弹,其它的就不说了。直到十九路军被迫全线撤退、八一三抗战结束,汪精卫也没能为十九路军调来一支援军。到此,他算彻底把中国各路军阀的嘴脸看清楚了。
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也不停的盅惑,让汪精卫认为蒋介石的焦土抗战只是唱高调。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武器都与日本相差太远”比较倾向于与日本人谈和。那篇《我们都要说老实话》,就是汪精卫思想转变后的真实写照。胡适还给他们这个小团体起名“低调俱乐部”。只不过胡适这人政治上善于投机,参加低调俱乐部主张和议是为了抬高他的政治地位,在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关系、于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驻美大使后,就与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
两国交战”无论古今中外,都会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开始主和,并不等于他那时候就开始想当汉奸,蒋介石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关闭与日和谈大门,德国大使陶德曼就曾居间调停中日战事,只不过日本人胃口太大没有成功而已。假若日本人当时同意终止战争”退出华北、华中,只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和他们在华的一些特殊权益,蒋介石一定会同意停战,转而集中精力对付**的。但日本人利令智昏,仗着坚船利炮”非要彻底灭亡中国,和谈自然是不行了。汪精卫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也就没有了市场。
高宗武日本之行,让蒋介石断绝了与日和谈,加上由八路军的战绩和刘一民在徐州与蒋介石的长谈,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这让汪精卫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主持与日和谈的愿望彻底破灭。
汪精卫不同,他在日本时间长,对日本的国情了解甚深,认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胜利,那是钻了日本人的空子,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那八路军就会马上被打垮。因此,高宗武日本之行,在蒋介石断绝与日和谈的同时,知道日本政府有意让自己出面组织新政府、代表中国与日和谈的汪精卫彻底晕了,忘了自己枪无一条、兵无一名,决心丢下蒋介石,改由自己主导与日和谈,走和平救国道路。
随着武汉会战后期局势恶化,汪精卫开始跳出来了,频频约见外国记者,重弹和议老调。这一下,惹恼了坚持抗战到底的人们。第二次大会上在重庆召开,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电报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率者以汉奸论罪。”汪精卫大受刺激,诡辩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武汉、广州一陷落,汪精卫就派梅思平、高宗武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日本秘密谈判。《重光堂密约》签订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商议,这里面也有人担心,象陈公博就提出,此事一旦实行,汪精卫30年草命史就毁之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