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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白纸黑字的条约，最后总是要表决的，这怎么秘密得了呢？ 有办法。 就是利用参议员们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们拿到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上那一大串技术参数，压根儿不知道限制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的、被鼓励的东西又是干什么的。 在文科生眼里，所有参数的弹道导弹和反导弹系统，好像都长一个样子的嘛！应该也是一种用途的吧？限制其中一种、鼓励另外一种，到底意味着什么呀？好像没差啊！ 这时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员，以及从五角大楼请来听证的弹道导弹部队技术将领，就负责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帮他们答疑了。 他们可以在答疑的时候，把这些技术细节糊弄过去。 关键就在于这个“解读”。 然后管理好媒体，别让懂行的人在签约期限内曝光出解读文章，就没事了。 （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外国某个期刊上，比如《外交评论》，杀出个顾骜之类的人，写一篇深度解读论文、送到反对档智库那里，乐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这样的机会，那么别客气。写完文章后，要么美国人的某个基金会，会拿着上千万美金来堵你嘴；要么某个CIA的特工，会想尽办法干掉你灭口，风险与机遇并存。） 基辛格72年的时候，就是这么把反导条约的事儿瞒天过海办成的。 捋完这一串脉络，顾骜豁然得到了一点启发： 现实政治中，想靠强行突破宪法规定的表决阶段只能投票、不能修改这个铁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宪法这么规定，就是为了分权，确保立法的人只管立法、行政的人只管行政、执法的人只管执法。 这是三权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关美国国体，万万不可能被动摇。 否则允许“折衷”的话，就相当于允许行政官员国务卿、在国会立法的时候提供怂恿性意见乃至误导了。 这就好比在任何两审终审制的国家，诉讼法都会规定“二审发现一审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错误，可以直接改判。而发现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有必须采纳的新证据的，应当发回重审”。 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瞒着重要证据、到二审再拿来证据偷袭，不给对方准备时间和想明白后“再来一次”的机会，直接蒙混过关一锤定音。 你国务卿和总统要临场修改，早干嘛去了？就是不让你现场改，不让你趁着议员们脑子还糊涂的时候蒙过去。一定要打回去，让议员们充分读完，脑子冷静了，再表决一次。 而国务卿干的就是那种“你们听我解释，我没改，其实我没想改，我就是怕你们看不懂，现在在给你解释，这是解释，不是改”。 就这样偷偷地进村，放枪滴不要，看谁脑子更阴损奸毒，脑子保持长时间清醒的能力更强，最后把对方给忽悠骗过。 八年前基辛格是干得不错的，他在最后应对内敌的时候履险如夷忽悠瘸了20几个提问参议员，没让他们看出来反导条约的“帮小弟扛仇恨”属性，蒙过关了，等他们后来发现法国人来投靠，才回过味儿来，大势已去，条约早就生效了。 不过这种被阴的不爽经历，多多少少也为民猪档议员们后来狂怼尼克松下台积蓄了不少“怒气槽”，这是后话了。 到上述为止，顾骜算是弄清了“这个病人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已经自己吃过哪些药”了。 …… 后面，是“开新药”。 理论是理论，骗人实践是骗人实践。 实际执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对秘约进行“折衷/实质性修改”，还是仅仅提供“答疑/解释”，远比法理的玄学推演更难判断。 理论上，所有涉及“事实判断”的东西，都是不容更该的，涉及“价值判断”的东西，是可以解释的。 但什么才算“事实”、什么才算“价值”？真正顶级的国际法老阴哔，绝对可以把参议员都绕晕，更别说普通民众了。 举个不太恰当、但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会立的，这没有疑问。但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出“司法解释”啊。“解释”的时候还有多大操作空间，学过法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护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实质性修改’伪装成‘非实质性修改’，甚至把‘修改’伪装成‘澄清/解释’，夹带着通过参议院质询。” 总结到这一步，顾骜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经写满了整整十几页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张，内心收获颇丰。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彻，他越是发现自己是真心不想学这种技能。 因为对他一辈子都没用。 他只是来美国进修一下，不是给美国当官。 这一套辣鸡，将来回去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啊！ 他把最后一张推演废纸揉成一团，狠狠丢进壁炉里，长叹一声：“唉，还是***说得对：西方民猪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领导人为了迎合民众及其代表，而不得不说谎！ 这种技能练了有什么用？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干嘛想着怎么骗议员？ 至于骗韭菜的口才，就更没用武之地了。对韭菜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升他们奉献的政治觉悟就好了嘛。” 吐槽归吐槽，如今已经箭在弦上，准备工作都做到这一步了，顾骜也只能当是“头脑风暴”，锻炼一下自己的智力博弈了。 人生重要的不是知识存量，而是学习和思维能力。研究一次，不管结论有没有用，至少也是脑力的淬炼。 “这种把‘修改’伪装成‘解释’的行径，最大的风险就是一旦短时间内被反方戳穿你蒙混过关的企图，那么负责提供质询解释的当事人，会有极大的风险。以至于他们不太敢经常睁着眼睛说瞎话，怕将来夜路走多了撞到鬼。 在美国，伪证罪和其他类似的试图妨害司法/立法公证的罪名，都是很重的。而且目前这些罪名大有被过度滥用的趋势。这也是布热津斯基时代不敢跟基辛格时代那么嚣张的一个侧面原因……” 顾骜如是往下推理，想到这一步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中间其实还走了不少不可行的弯路，便不多赘述了。 想到这一点后，他知道，自己今天的一切研究成果，估计都不会上学术期刊了。 因为真要是有什么干货，基辛格肯定不让刊的，而是偷偷秘密印发，只给本档派的总统、国务卿、核心档鞭等几个人看。 因为，这方面的技能，从来都是控辩双方水涨船高的。布热津斯基时期，之所以畏首畏尾，就是因为此前基辛格时代那点谎言技巧，渐渐被议员们回过味儿来了。 不好骗了呀。 “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干！对了，后来86年的时候，李根是怎么掩盖‘伊朗门’秘密交易的恶劣影响的？记不太清了，不过好像很失败啊。 克琳顿任期内，是怎么掩饰‘拉链门’（莱温斯基案）的‘伪证罪’指控的？诶，这个好像有点印象，前世看哪个涩情报告解读过来着……” 对付“伪证罪”和对付“提供虚假质询意见罪”的法理学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前者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归纳为“妨害司法公正”，而后者是归纳为“妨害立法独立”。 从法益级别来说，这里面可以类比一下。 “要赶紧找出近年来联邦最高FA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部关于伪证罪非罪案例的判词和解读！” 在茫茫题海中寻找药房的顾骜，终于抓住了一丝努力的药引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