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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从云临行之前，也给刘湘留下了一个“锦囊”，让他在碰到困难时如此如此。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当刘湘在重庆做他的“新野事业”时，杨森在万县也没闲着，而且两人都碰到了如何团结内部这一棘手问题。
杨森可来不了刘湘那种哭哭啼啼、欲说还休的酸样，也绝不会装成戏剧里受了委屈的小生，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去跟部下将领们玩躲猫猫，当然更没那么多心眼如刘湘一般搞“以神治军”，他只会下狠劲硬压，采用的是所谓“强干弱枝”政策。
杨森从各个师里抽调机炮重火力，成立机炮部队，又每师抽调一个主力步兵团，编成执法大队。这些部队全都由杨森直接掌握，看谁不顺眼，马上就可给以颜色。
杨森得劲了，各师却无不被抽到骨软筋酥，师旅长们叫苦不迭，有人忍不住发牢骚：“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衫。昨天脱马褂，明天脱长衫，后天是不是要连裤子都剥光呢，这让我们如何见人？”
为了让军官消停下来，杨森又创造了一套新理论。他说：“养恶人如养鹰，饥之则附，饱则飞扬。”杨森把部下全当恶人养，给的薪资极低，使他们时时处于一种半饥半饱状态。有人发牢骚或不满意，杨森就随手新人换旧人，完全不顾任何情面。比如他觉得师长不听话，就撤掉师长，提拔旅长接替，觉得旅长不听话，就撤掉旅长，升团长为旅长。
这下大家反而叫得更凶了。
杨森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叫做“杀鸡给猴看”。他以“阴谋叛变”的罪名，派执法大队把一个叫杨春芳的师长给抓了起来，并要处以极刑。
杨春芳系绿林袍哥出身，杨森军中，有此经历的人不少，比如范绍增。见杨春芳可能要人头落地了，他们一方面是物伤其类，另一方面则出于江湖义气，纷纷争着为其求情，说杨春芳半辈子刀口舔血，欠下的人命债委实太多，死是应该的，但是人人都可以杀他，唯独杨森不能。
为什么呢？“因为他两次投奔惠公（指杨森），口口声声称你为叔父，并无半点要叛变的迹象，再说他打仗又向来卖力，多次充当开路先锋。这样的人，你杀之不仅不仁，而且不义，以后如何统率诸将？”
杨森心中有鬼，顿时被说得无言以对，沉默许久，方答复道：“你们请回，容我再研究。”
范绍增等人以为妥了，遂放心离去。谁知当天半夜，杨森便下令执法大队将杨春芳枪决了。
第二天，将领们听到消息，不由得面面相觑，脸色发白。自此后他们人人自危，平时若没有大批警卫跟随，都不敢随便走出营房。
杨森以为自己把一众猴子给吓住了，还直得意呢。但因为范绍增的实力较强，防区又在万县之侧，他对之仍不放心，便借故把范绍增招来万县。当时他是想要测试对方有没有“反心”，有“反心”就当场扣下，甚至像杨春芳那样杀掉；若无“反心”，则先卸其兵权，然后再慢慢图之。
范绍增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杨森故意不叫他进来，也不理睬，活活将他晾在门口竟达两个小时。
晾完之后，杨森忽然破口大骂：“如此扯风（四川话，大意与扯淡接近），我决心不干军长了，下台！”
这话当然是说给范绍增听的。范绍增绰号“范哈儿”（哈在四川话中是傻的意思），但他表面憨傻，为人却机警异常，江湖经验十分丰富，马上装作生气的样子也发起火来。
“人家说我反抗军长（指杨森），真正岂有此理！军长就像父亲一样，师长就像儿子一样，哪有当儿子的去反抗老子的。”
一番话完全出乎杨森的意料，但又恰恰说到了他的痒处，两个字：舒服。
杨森这才转嗔为喜，走出办公室对范绍增说：“你的枪太旧了，给你换新的。”
这是要卸他兵权。范绍增很清楚杨森的意图，立刻同意“换枪”，并且故作镇静地问杨森：“什么时候换？都等不及了。要不我明天就把枪统统交来。”
杨森真以为范绍增是个傻子，也就不再派人紧盯监视。第二天，范绍增说要出城打猎，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防区，随即便和其他也早已不满杨森的师长进行联络，加上主动入伙的赖心辉，组织“倒杨军”，这就是“四部倒杨”。
“四部”还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便告知刘湘，请他做主，再给个“倒杨”的正式名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了那一步，每个人都会这么想。刘湘“倒杨”的心比“四部”来得还迫切和彻底，只是他的行事风格，向来极其小心谨慎，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事，基本不予考虑，更不可能贸然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