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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的。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回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平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守皇城。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就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武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辙，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禄，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师部的大门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