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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周家像要举行什么家庭庆典似的，除 了郑娟的弟弟光明，该回来的全都衣着整洁地回来了。周志刚对蔡晓光 很熟悉，他经常陪周蓉回来，周志刚认为他是女儿的好友。
蔡晓光父亲的问题“文革”后平反了，但不久就检查出了癌症，去 世了。知道他的人都说，他也应该属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大 家都替他庆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得总算可以瞑目了。他住 院期间，该去看望的领导都前去看望过，追悼会也开得相当隆重，也可 以说极尽哀荣。
蔡晓光对他父亲的死特别看得开。他曾对周蓉说，如果他父亲当时 没受那么一场冤枉，现在的下场怎样那就很难说了——省革委会委员、 “支左”军代表、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让你整谁你能说一个不字吗？说 了岂不是自己照样要该整？整的人多了，下场未见得比现在强。
周蓉只发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宿命。”
作为儿子，蔡晓光只向省市领导提岀了一个要求——他不愿回拖拉 机厂去了，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他当年受父亲牵连，受了不少委屈。领导们认为他的要求不过分，问 他想调到什么单位去。
他说希望到市话剧团去当导演，如果认为他没资格，当编剧也行。
领导说那是需要才华的呀，那种才华是需要证明的呀！
他说：“我有，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一个多月后，他向具体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交了一个话剧剧本《北 方的地火》,是《于无声处》《丹心谱》那一类批判“四人帮”题材的剧本,并 附上导演阐述。
那位领导差点儿认不出蔡晓光了——他头发乱胡子很长，衣服裤子 皱巴巴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都被烟熏黄了 ；估计好久没洗澡，身上都有 味儿了。
那位领导对文艺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么重要一一无非就是 一位受过迫害的干部子女要求换一个工作单位嘛，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 情！于是当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请话剧团的同志认真对待，若觉晓光同 志尚有才华，应以做好干部平反昭雪善后工作为第一要务的高度考虑。”
最后一行字批得特别给力，“晓光”这种亲切的称呼意味深长，令人 不敢掉以轻心。
A市话剧团“文革”前在全国话剧界名气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 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以及苏联时期的革命剧作家的剧目闻名，在全 国独树一帜。他们演出剧目如《赫哲人的婚礼》《抗联烽火》《北大荒人》《青 年一代》也曾好评如潮。“文革”中，这些优秀剧目却都成了罪状，不少 编导、演员厄运临头。那一年虽然平反，剧团也重新组建起来，但苦于 没有好剧本,无法重振雄风，正在犯愁。当时中苏关系还未正式“解冻”，演 出俄国或苏联的经典剧目既不合时宜也实属贸然之举。国内剧目题材又 太老旧，难以唤起观众热情。创作新题材的剧本吧，又觉得头上悬刀，不 知会有何种罪名再次落下，刚刚经历了 “文革”浩劫，真所谓心有余悸，不 敢轻举妄动。恰在此时，蔡晓光的剧本附加着省一级领导的批示送上门 来，犹如雪中送炭一一于是剧团及时组织人看剧本、深入讨论，很快就 有了结论一一剧本基础良好,创作者人才难得。人要定了，剧本也要定了。
就这样，蔡晓光顺顺利利进了话剧团，成为最年轻的编剧。剧团领 导向他承诺，允许他与老导演合作两三部话剧后，兼具导演资格。
放眼当年全国话剧剧本的创作，客观地说，《北方的地火》确属上乘 之作。
蔡晓光何以能创作出那样的话剧剧本呢？原来，他一直就是文学青 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里。其他人想看书也无书可看，他 想看书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猎犬凭着气味儿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头。可 以说，文学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他有特别直接的生活素材。通过父亲，他对“文革”时期官场生活 相当熟悉，对官员们的心理活动也能揣摩得较细、较深。他对受政治迫 害有切身感受，总有一种如皱在喉、不吐不快的郁闷。作为一位曾经很 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马”的干部子弟，他的反思与众不同。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厂工作，原本不属于文艺界，创作起来顾虑 也少，没有走钢丝、戴着镣铐跳舞般的谨小慎微。这也让他的剧本棱角 分明，台词掷地有声。
这种剧本，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创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