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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待春 燕和曹德宝也落座后，大家一个个还是只顾闷头吃着喝着，谁的嘴都没 工夫说话。
春燕抗议道：“你们都是哑巴俱乐部的人呀？我和助手忙活了半 天，出于起码的礼貌也得给句评语吧？ ”
大家这才一个个口齿不清地说“好，好”，都将自己的胃填到了半饱 后，这才收敛了一开始那种凌厉的战斗力，你放下碗我拿起筷子慢吃慢 饮，打开了各自的话匣子。
除个别人，他们这样一些底层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 政治的，即便有人想将话题引往政治方面，通常也没人响应。“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他们也是如此。哪一个同龄人如果太关心政治，朋友肯 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倒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 兴趣。“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 一条语录，他们也能一张嘴就说出来，但那纯粹是一种条件反射，不过 脑子的，好比一听到口号如雷就习惯于本能地举起手臂那样。
关心政治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亦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的专 利。那时他们还都是“红小兵”，并没轮上过轰轰烈烈地造什么反的机 会，只不过将哥哥姐姐们的“革命行动”当成一场场街头或广场上演的 大戏来看而已。等他们也到了哥哥姐姐们的年龄，哥哥姐姐们却都“上 山下乡”，成了 “知青”。虽然他们仅比哥哥姐姐们小四五岁或两三岁，但 与哥哥姐姐们很是不同。远离城市的哥哥姐姐们也等于远离了三六九等 的城市生活，他们却仍都生活在那种分明存在的差别之中。有些差别不 仅无法超越，而且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人与他们玩什么平等的游 戏，哥哥姐姐们的造反并没有成功地为城市或为他们自己反出什么平等 的遗产。所以，如果他们中谁的哥哥姐姐当初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 下乡了并没给自己给家里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话，那么他们内心里就对 哥哥姐姐们当初的“革命行动”颇不以为然，还会私下里极不敬地嘲讽 为二杆子、冒傻气。
后来长大了的他们，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他们，逐渐了解社会是 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搞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一参与政治运动应该首先有 点儿政治头脑。他们心里又都清楚，姐姐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哥哥们中 有也不多，几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们只不过跟着大形势瞎起哄两年罢 了。何况，对于政治，他们也真的没什么自己的话非讲不可。“形势大好，不 是小好”，“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东风越来越猛，西风越来越弱”，“国家更 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一一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这么讲，老百姓还剩下 什么更乐观的话可说呢？非说相反的话，那不是反动吗？从本质上说，他 们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变成“政治动物”之时，悄然且又速成的政治冷 感动物。
以为若不聊政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空间会很宽泛，则就大错 特错了——艺术、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他们都聊不来，那不可能是 他们的知识长项。但若据此以为他们朋友间便没了什么可聊的话题，那 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他们中许许多多人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凡能 力，即使在一支铅笔那么细的话题范围内，也能聊起兴致，聊出感情的 火花;特别是在守着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醉的状态下。仅就此点而言,他 们像极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凑在一起，如果越聊越投缘的话，往 往就会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还意犹未尽。他们也那样的。
曹德宝讲了他家那条街上的一件真人真事。一对年轻人结婚的第二 天，新娘子将新郎告到了派出所，说新郎整夜都对她耍流氓，而她是绝 不愿以后做一个流氓的妻子的，要求派出所把新郎抓起来。
春燕刚饮入一口酒，笑得急扭身扑哧将酒喷在地上，嘲道:“白痴！要 是我哪天入了洞房，整晩上耍流氓的肯定就是我！”
话语铿锵，掷地有声，举座为之愕然。
吕川说:“哎呀妈呀，你太是女中豪杰了，服了服了，今天彻底服了。” 秉昆替她害臊，又不愿被她看出，借口要为大家洗冻梨，起身到外 屋去了。
但春燕已经看出，赶紧又说：“醉话醉话，谁都千万别传啊，如果传 到我们单位或在我们街道上传开了，那我休想当成市里的标兵了！”
曹德宝一拍桌子，霍然而立，环视别人，朗声问：“谁敢？谁敢？谁 敢坏咱们春燕的好事，我跟他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