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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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监张迪瞅着这种状况不对,深恐因此酿成大变,曾小心翼翼地劝谏赵佶慎行诏令,却受到了对赵桓窝火甚剧的赵佶的严斥。他不敢再多加置喙,只能在私下里暗暗担忧。

赵佶在江南的所作所为反馈到汴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赵桓的极大不满。

赵桓觉得他这个太上皇父亲的行为真是太霸道、太过分、太不成体统、太没有道理了。当初是谁铁了心不想再当这个操心受累的大宋皇帝,痛哭流涕要死要活地非将那块玉玺像甩鼻涕一样甩到我手上不可的?如何转眼之间你又要重操权柄,凌驾在我头顶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啦?你这样自行其是地瞎折腾,让我这个皇帝怎么当?这大宋的天下究竟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这个太上皇说了算?

想到这里,赵桓就不仅是不满,而且是不安起来。他如惊兔般警觉地意识到,这似乎是赵佶打算夺回皇权的一个先兆。

假如赵佶果真有此企图,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不错,当初赵桓是百般推脱,不想那么仓促地接手皇位的,被迫答应即位后,还曾一度十分后悔。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顶皇冠既已戴上,再让他摘下来他可就不会心甘情愿了。数月以来,赵桓虽然饱尝了作为一国之君所要承受的种种沉重压力,却也充分领略了由于手握极权而得到的无与伦比的至尊感受。权力这东西就是这样,未曾拥有它时也便罢了,一旦尝到了它的甜头,便没人再舍得将它抛开,更何况是这至高无上的皇权。如今的大宋疆土上已是兵息戈止海晏河清,抵抗强虏挽救危亡的压力已经解除,这太平皇帝的宝座何其乐哉,谁不愿坐?凭什么要把它再拱手还给你赵佶?

在赵桓的思想上,这座汴京城是他豁出性命来保住的,他赵桓对于宗庙社稷百姓万民功莫大焉。就凭这一点,这个大宋皇帝他便当之无愧。临阵脱逃的赵佶如今若生夺权之念,实乃是厚颜无耻天理难容。

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对赵佶的做法也都相当不满。江南各州府的地方官们既不敢违抗太上皇的诏令,又怕皇上怪罪,被挤对得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而且赵佶在镇江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苛敛百端挥霍无度,平均一日之花费即达六千缗,月费高达二十万缗之巨,早已搞得他们苦不堪言难以招架。日耗六千缗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宰相的月俸为每月三百缗。赵佶一天的花费竟比一个一品大臣一年的薪金还多出了几乎一倍,岂能不搞得怨声载道。于是便有胆大者不顾赵佶的禁令,私下里上书朝廷,请求皇上颁旨统一政令,免得造成混乱。还有人干脆直书请求制止太上皇干政。

朝中的大臣同样认为不可放任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否则必致内乱丛生祸起萧墙。徐处仁、吴敏、李纲皆有奏折呈递,敦促赵桓从速解决。张邦昌自忖倘若赵佶复辟,必是童贯、蔡攸、高俅等人重霸朝纲,对他并无益处,亦积极向赵桓进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绝不可坐视朝廷政令不能畅行于江南。

由于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赵桓应付起来原是心里有点发虚的。见到各地各派的官员如此一致地支持他巩固皇权,他的底气充足起来,便下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

如何解决?意见不一。

某些性急的大臣奏请赵桓直接降旨拨乱反正,理直气壮地废止太上皇私自发布的一切政令,使南北军政调度速归统一。张邦昌却担心这样做未免过激,一点脸面都不给太上皇留,太上皇岂有不雷霆震怒之理?况有童贯等阴险狡诈之徒追随其侧,倘若唆使太上皇南迁江浙或西走剑南据险自立,岂不是麻烦大啦?对此,李纲之见倒是与张邦昌合拍。李纲认为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尽力去消除而不是去扩大皇上与太上皇之间的裂痕。可是要限制太上皇弄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在同太上皇叫板,如何才能既解决问题,又不激化矛盾呢?

正在这时,传来了赵佶已由镇江动身北还的消息。但是到了南都赵佶便止步不前了,据说其下一步是要去亳州太清宫进香。再下一步意欲何往,不得而知。大臣汪藻便献计,可乘此时机,遣使去迎接太上皇返阙。

赵桓聚众议之,皆以为此计可行。南都距汴京不过三日路程,遣使前往迎驾合情合理。“皇上切盼上皇銮舆早归宫苑,以尽孝礼于晨昏”,这个理由也很正当。太上皇既返,必当复居龙德宫。龙德宫是个养老的去处,居于其内焉能干预得了朝政?问题不就声色不动地迎刃而解了吗?

此计不错,但还有个问题:万一太上皇不肯就此返阙怎么办?

赵桓面对层出不穷的难题不胜其烦,焦躁地发话,不肯返也得返,否则太上皇万一取道西去,又不知将生何变。

根据这个宗旨,所谓的“迎接”太上皇返阙,实际上即是迫使其返阙。对太上皇自然不能使用武力相胁,只可以言语相劝,故而此行之“迎接”,就变成了“迎劝”,而且重点是落在了“劝”字上面。能否劝得太上皇归,便要看承当此任的奉迎使的能耐了。

奉迎使这个差事,初拟让门下侍郎赵野承当。但诸宰执议之,皆以为其人不足以消释皇上与太上皇之间的龃龉,在官阶品级上亦不足称。复于重臣中遴选,众人认为比较能够为上皇接受者有二,一个是吴敏,再一个是李纲。这时张邦昌忽然显得对李纲特别看重起来,力荐由李纲出使去奉迎太上皇。

李纲当然不会看不出在张邦昌这种反常举动的背后必有用意。傻瓜都能掂量出来,这是一桩事倍功半的苦差。赵氏父子龃龉既生,根源又在权柄之争,不是那么好消除的。这奉迎使若能劝得赵佶回心转意,不过是完成了应尽之责;而如果劝解失败,对其后果则难逃其咎。那后果当然会很严重,那么他回朝后将受到的处分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正由于此,反倒激起了李纲跃跃欲试的劲头。

因为,首先,他考虑到,此事势在必行,总需有人去做。众人推举他或吴敏担此重任,除个别别有用心者外,多半还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如果他知难而退硬将其事推诿给吴敏,无论于公于私都很不妥。其次,据他判断,目前赵佶与赵桓断然决裂另立朝廷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赵佶那样做的条件并不成熟,他也不是有那种胆魄的君主。目前赵佶之所为,更多的还是出于意气用事。只要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利害,他应当不会不计后果地一意孤行。再者,李纲对自己折冲樽俎的能力还比较自信,而且希望这种能力得到施展。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难办的事,越是众人视为畏途的事,办成了,才越有成就感。

基于此,李纲乃向赵桓主动请缨:“臣愿前去奉迎道君,陈述自围城以来之事,解释两宫之疑。”同时,他也提出了促成太上皇回銮所需的若干条件,请求赵桓配合。

赵桓经过斟酌,对李纲所提的条件均予允准。现在他要的就是保证赵佶不从他的手里夺权,余者皆无足轻重。有了赵桓的这个态度,李纲对事成又添了三分把握。

于是李纲稍事准备,便于三月十七日带着甘云及少许随员离开京门奔赴南都。临行时,吴敏、许翰奉皇命将李纲送至南熏门外,祈祝他不辱使命凯旋归朝。基于对李纲能力的了解,他们对他此行的成功,抱有很大的信心。

然而这几个人毕竟都是君子,搞阳谋可以,搞阴谋不行,对阴谋的警惕性也不够。包括李纲在内,他们都只将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说服赵佶上,却是忽略了赵佶身边的那个极为阴险的人物——童贯。